唐、宋、明、清风水大师、国师

    到了唐代，相地知识逐渐科学化，风水活动亦日趋繁盛。据《通典》卷138援引《开元礼》记载，唐代不论是官人还是庶人，只要死了，都要“卜宅兆”、“卜葬日”，这成为一种很普遍的习俗。
　　
    唐初，徐绩请人卜葬，占辞说：“朱雀和鸣，子孙盛隆。”但风水师张景藏却不以为然，认为“所占者，过也。此所谓朱雀悲哀，棺中见灰。”后来徐敬业在扬州反叛，武则天大怒，派人撬开了徐绩的坟墓，焚尸为灰，应验了张景藏的断言。
　　
    武则天当政时，侍中郝处俊因为曾经极力反对高宗让位武则天，而受到武则天的冷落。郝处俊死后，有风水师经过郝的墓地，说：“葬压龙角，其棺必斫。”后来，郝处俊的孙子犯了罪，祸连九族，郝处俊的坟墓被掘。
　　
    据《摭遗》，唐玄宗猎于温泉之野，鹘飞兔走，御驷急弛，只有白云先生张约的快马能跟得上玄宗。到了一个山头，看见一座新坟，张约审视良久，玄宗问看到了什么，张约说：“葬失其地，安龙头，枕龙角，不三年，自消铄。”此时旁边有樵夫，玄宗便问是何人葬于此地，樵夫说是山下崔巽家。玄宗和张约来到崔家，对崔巽之子说：“山上的新坟，不是吉地！”崔巽之子说：“父亲临终前曾说过，安龙头，枕龙角，不三年，皇上至。”玄宗听了很是惊叹。张约则自叹技不如崔巽，后来回到山里修行去了，玄宗则下昭免去了崔家的终身徭役。
　　
    唐代设有司天监，监里的官员都精通风水之术。风水宗师杨筠松就曾在司天监任过职。
　　五代时的钱锍曾任唐末镇海军节度使，在苏南和浙江一带形成割据势力，以后又建立了吴越政权。当时他准备修光牙城。大公府有个风水师前来游说：“王若改旧城为新城，国家的命运只有100年，但如果填筑西湖而修城，国家就会有一千年的命运。”钱锍不相信风水，因此也就很不客气地回答：“我只想改旧为新，国运能有100年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后来吴越国果真只存在了99年。
　
    至宋代，风水术更是盛行，很多帝王将相都相信风水，宋徽宗就是一个很相信风水的皇帝。
　　宋徽宗原先没有儿子，有个叫刘混康的风水师告诉他：“京师西北隅地势过低，如培筑增高，当得多男之喜。”徽宗就命令大兴土木，叠起冈阜，高约数仞，后来果然得了儿子。
　　
    宋朝沙阳人叶隆吉年轻时寻求阴宅葬父，一天，有个姓林的风水师告诉他说距县城五里，有座山叫罗源山，山有吉地，有诗为证：“卧龙欲腾头角起，乃安龙头按龙尾。申酉年中桂枝香，子孙折桂无穷已。”叶隆吉感到很奇怪，说自本朝以来都是辰、戌、丑、未年廷试，怎么说是申酉年及第呢？姓林的地师说这是按阴阳五行推算出来的。后来国家因为寇难多事，廷试就被推到了申酉年，叶隆吉果然登科及第。
　　
    宋人洪迈在《夷志坚》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在仙游县叶子昂的家族有100多户人家，都住在一个村子，此村有群山环峙，如屏如嶂，绍兴风水师罗正甫断言此村当出丞相，这句话后来应在了叶子昂的身上。
　　
    明朝的朱元璋建都金陵，曾为都城的风水花了不少的精力。金陵城外诸山，都面向城内，惟独牛首山和太 平门外的花山，背对城垣，没有拱卫之意，朱元璋为此怅然不乐。传说他曾命刑部带着刑具，将牛首山痛打100棍，又于形象如牛首处凿石数孔，用铁索锁转，使之形势向内。又让人于花山肆行采樵，不让有翠微生色。
　　
    在明代的金溪县有个县令叫刘用寅，他看中了本县晁氏九经堂遗址的风水，临终前让儿子将其买下，要将自己葬于此处。后来，这个县令的后人就中了进士。
　　
    袁世凯曾一度受到清朝廷的排斥，解职归田。他怀疑自己家的祖墓有破败，乃遍请风水名师看墓，都说是龙真穴的，向水相和，看不出任何破绽。有个叫佛隐的风水师在收到袁世凯的书信以后，也去看墓，认为墓地有朝有托，名堂宽广，诸般贵器罗列，实乃大贵之地。只是在穴的前后左右遍筑墙垣，使龙身受制，气脉受阻，不能发旺，反受挫折。袁世凯认为佛隐的话很有道理，于是就命令工匠拆除围墙。过了三年，袁世凯竟然出山当了民国的元首。
　　
    在清末民初，北京城内曾流传一种说法：说北京三朝都城的衰败与内城前三门的名称有关。这前三门的名称分别是：正阳门、崇文门和宣武门。正阳门预言了元朝末年的“至正”年号；崇文门预言了明朝末年的“崇祯”年号；宣武门语言了清朝末年的“宣统”年号。当时的人们认为，元、明、清三朝的灭亡乃是前三门名称的诱导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