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与《易传》

孔子诞辰

  《易传》中的道德形上学体系
    道德存在的形上学依据
    孔子一生关注伦理道德，这一点，古今学术界少有异辞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《易传》中充满了类似“君子以……”的道德训诫，《易传》的真正用意却不在重复这些“古之遗言”，而是为道德确立坚实的形上学基础。对此，“广大悉备”的易道似乎给出了天然的答案：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。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生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变化见矣。是故刚柔相摩，八卦相荡，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，日月运行，一寒一暑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。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。易知则有亲，易从则有功。有亲则可久，有功则可大。可久则贤人之德，可大则贤人之业。（《系辞上》） 

    可以看出，在“刚柔相摩”、“动静有常”的易道演化之中，人类的道德现象（贤人之德）只是其中合乎规律的一个环节，是顺应乾坤之道的当然呈现现。《易传》又谓：易之为书也，广大悉备。有天道焉，有地道焉，兼三才而两之，故六。

    可见，道德作为人道中事，本身就是易道的一部分，它存在的正当性的依据不在其自身，而在于更高层次的天地之道——易道。“生生之谓易”，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作为易道演化的表现，从本质上说，道德的动力来源于天地大德——生生处息的功能。

    这一认识也表现在《序卦传》对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哲理化解释上。《周易》中的吉凶卦象均是作为易道演化的结果自然地生成出来的。吉类的如：“履而泰然后安，故受之以《泰》”、“有大而能谦必豫，故受之以《豫》”、“物不可以终止，故受之以《渐》”。凶类的如：“进必有所伤，故受之以《明夷》”、“家道穷必乖，故受之以《睽》”、“物不可以终通，故受之以《否》”。报有吉凶都是易道演化的一环，都是易疲乏规律的表现，这一点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“是故天生神物，圣人则之，天地变化，圣人效之。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象之。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即使是圣人，在易疲乏面前，也只能是“则之”、“效之”、“象之”，这也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根本原因。反之，如果是圣人立道，天地则之，则显然荒谬，不能成立。这正充分说明了人的局限性，人并不拥有道德的最终立法权，这个权力只能不自超越人类的易道，来自其表现出的和生不息的功能。

    《易传》还证明道德具有永恒的特点，它永不消失，万古长存。这自然也是易道的特点决定的：乾坤其易之蕴邪？乾坤成列，而易立乎其中矣。乾坤毁，则无以见易，易不可见，则乾坤或几乎息矣。（《系辞上》）

    意思是，易道作为大道，天地万物是它的表现形式。如果天地万物不存在了，也就无从认识易道了。反之，如果易道不存在，那就只有一种情况——乾坤运行停止，万物消失。正反两方面说的是同一个意思，即强调易疲乏与天地共在的永恒性。于是，合乎逻辑的认识就是，体现了易疲乏的人类道德也与易疲乏一样，与天地共存，永恒不灭，万古如斯。这样，道德就成了绝对的律令，人类只能严格属守，它的至高无上性和永恒性都是不容置疑的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孔子将人类道德的存在依据归结于形而上的易道，丝毫没有损害人性的高贵、削弱人的道义自信。相反，为矢志投身于“仁义”之域的儒者，提供了无限的道德勇气和绝对的自信。因为，他们的道德实践体现的乃是宇宙间最高的真理。惟如此，他们的生命才获得了莫大的价值，才是尊贵和伟大的。

孔子诞辰仪式

    尽性至命——对道德功利论的超越

    《易经》作为卜筮之书，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预卜事物的吉凶悔吝。如果我们细玩经文，就会发现，经文中表现的价值观相当中立，基本上没有从道德标准来看待吉凶。否则，就不会有《观》之初六的“童观，小人无咎，君了吝”，《否》之六二的“包承，小人吉，大人否亨”，《大壮》之九三的“小人用壮，君子用罔”。以道德根源来解释《周易》占卜结果，应当是周代礼乐文明大兴之后的事。除上文所引的《左传》襄公九年穆姜的话以外，还有昭公十四年的记载：

     曰黄裳，元吉。以为大吉也。示子服惠伯，曰即欲有事，何如？惠伯曰：“吉尝学此矣。忠信之事则可，不然必败。且夫《易》不可以占险。”

    充分说明，以道德定吉凶已成了当时的共识。周人的这一认识传统在孔子的《易传》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继承。但严酷的现实，一生的遭遇，不允许孔子简单地停留在道德决定吉凶的认识水平上。事实上，道德与否并非总是与结果的吉凶有着必然的联系，这理论常常遭到来自生活的尖锐质疑。以孔子行迹论，抛开政治上的挫折、失意，一生中频遭大难，其最显著者有：流亡其间，与弟子习礼于树下，宋司以桓  欲杀之；过蒲，蒲人止之，弟子公良孺舍死相斗，方免；迁蔡大夫，派人围困孔子于陈，不得行，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（均见《史记孔子世家》）。最后一次的蔡地绝粮事件，甚至在弟子中造成了信仰危机。尽管当时孔子处变不惊，“讲诵弦歌不衰”，一向质直粗豪的子路仍忍不住有种被命运捉弄的感觉，“愠见（孔子）曰：‘君子亦有穷乎？’”意即，您平素教导我们行仁义定会有好报，现在到了这步田地，该怎么解释呢？另一高足子贡也勃然变色，表示困惑，以至于劝孔子降低追求的标准，以求为世所容。看到群弟子多有不满之色，孔子问子路：“吾道非耶？吾何为于此？”意在探问子路是否动摇了道德信仰。果然，子路的回应似问似答，充满了因惑：“意者事未仁耶？人这不我信也。意者吾未知耶？人之不我行也。”意思是，还是我们道德修养上有缺欠，要不怎么会处于这样不利的境遇呢？似惑实怨。孔子的回答意味深长：“有是乎！由，譬使仁者而必信，安有伯夷、叔齐？使智者有必物，安有王子比干？”指出，遭遇因顿的原因并不在于道德修养的程度不够，以伯夷、叔齐为例，说明仁不必信，以比干为例，说明行不必果。也即是说，仁义之士并不一定“吉，无不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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