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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与《易传》
按着太史公的说法，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本文述孔子言行多以此为据，十分明确地认为，孔子是《易传》的作者。太史公从杨何受《易》，所述必有来历。然而，自北宋欧阳修作《易童子问》以来，这一说法受到了怀疑。数百年来，置疑的范围不断扩大：从开始怀疑部分《易传》非孔子所作，直到认为整个《十翼》皆非孔子作品。20世纪上半叶，《十翼》非孔子作品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。然而，这一所谓“定论”，随着帛书《易传》及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，而被彻底推翻了。
史记所载不诬，《易传》为孔子晚年所作，这应是今天学术界的共识。这是本文立论的基础。
孔子作《易传》的目的
《易经》是周代上流社会的常见典籍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占卜吉凶。这一点我们从《左传》17处对《易经》的引用上，可以明确地认识到。孔子对《易经》的认识，与时人相比，既有相同之处，也有不同之处。相同的是利用《易经》的占卜功能，预卜行为的吉凶结果。因为我们看到孔子也曾经多次运用《周易》占卜，并且，从没否定过《周易》的占卜功能。不同的，也是凌越时人之处是，孔子并没有停留在《易经》的卜筮功能上，而是更多地关注其道德因素。此义帛书《要》篇记载的十分清楚：
子曰：易，我后其祝卜矣，我观其德义耳也。后世之士疑丘者，或以易乎？吾求其德而已，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。君子德行焉求福，故祭祀而寡也；仁义焉求吉，故卜筮而希也。祝巫卜筮其后乎？
通过上述，我们看到孔子对《易经》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“古之遗言”上，关注的是其道德训诫意义。但是，需要指出的是，仅停留在道德层面的人伦意义来评价《易传》却是不恰当的。孔子作《易传》别开生面，并非是为了作《易传》而作《易传》，这与汉学家标榜的严守经文的疏释原则是绝不相类的。这一特点，前人早已注意到了，《朱子语类》说伏羲自是伏羲《易》，文王自是文王《易》，孔子自是孔子《易》。伏羲分卦，乾南坤北，文王卦又不同。故周易“元亨利贞”，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，孔子方解作四德。（《朱子语类》卷第六十七）
意识到《易经》历经三圣，面目各异，是朱子的犀利之处。 然而，朱子认为“元亨利贞”至“孔子方解作四德”，是不确切的。《左传》襄公九年载（穆姜）始往而筮之，遇艮之八，史曰：“是谓艮之随。君必速出！”姜曰：“亡。是于《周易》曰：随，元，亨，利，贞，无咎。元，体之长也；亨，嘉之会也；利，义之和也；贞，事之干也。有四德者；随而无咎。我皆无之，岂随也哉？必死于此，弗得出矣。”
这说明，早在孔子之前就有用“四德”来解释“元亨利贞”的传统了（对文中所引《周易》与孔子《易传》的关系，章太炎谓：“今思之，或文王以后，孔子以前说《易》者发为是言，而孔子采之耳。”（《国学讲演录》69页）《左传》杨伯峻注谓：“此八语皆见《易·乾·文言》，惟两字有不同。穆姜非引《文言》，乃《文言》作者袭用穆姜语。” 文中明言，穆姜与人言征引《周易》，则此一《周易》绝非穆姜一人所独见，章说谓孔子作《易传》前就有解《易经》的文献，孔子《易传》有采撷旧文之处，实为近理之言，杨说则显然难从。）。以道德的角度阐扬易理，不是孔子的发明，孔子作《易传》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此。谈到孔子作《易传》的价值，章太炎认为：孔子赞《易》之前，人皆以《易》为卜筮之书。卜筮之书，后多有之，如东方朔《灵棋经》之类是。古人之视《周易》，亦如后人之视《灵棋经》耳。赞《易》之后，《易》之范围益大，而价值亦高。《系辞》曰：“夫《易》何为者也？夫《易》开物成务，冒天下之大道，如斯而已者也。”孔子之言如此。盖发展社会，创造事业，俱为《易》义所包矣。此孔子之独识也。
章氏是一代国学大师，所论自有其不可磨灭之处，但若从孔学的整体来看，当能发现孔子作《易传》有更深层的涵义。我们知道，孔子一生力倡仁政，强调“反躬修己” 、“克己复礼”，从人的内心出发，启发人的道德自觉，体现了强烈的人本理性精神。这类例子在《论语》中比比皆是，兹不赘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孔子的这种诉诸内心直觉的道德证明方式，常常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。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《论语·阳货》篇的宰我问孝：宰我问：“三年之丧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旧谷既没，新谷既升，钻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”子曰：“食夫稻，衣夫锦，于女安乎？”曰：“安”。“女安则为之！夫君子之居丧，食旨不甘，闻乐不乐，居处不安，故不为也。今女安，则为之！”宰我出。子曰：“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，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？”
这里暴露的问题是：仅仅从良知上论证道德的正当性，并不能保证论证的效果。事实上，同样从良知出发，人们的道德抉择往往是很不相同的。人们是否拥有共同的良知，是大成问题的。这就迫切需要为道德的存在寻找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依据。孔子素来以仁义自任，却一生坎坷：干七十二君，十四年去国流亡，频遭排挤、冷遇，危难之际，连长期追随他的及门弟子也产生了疑惑和动摇。道德信仰迫切需要在更高的范畴上得到证明，能够满足这一需要的只有“弥纶天地”的易道。孔子作《易传》，为道德的合理性提供了最终的形上学依据，并因之确立了深邃、严密的贯通人天的“性命”（尽性至命）修养学说。这固然与易道“与天地准”的本身特点有关，但是，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”，孔子对形上境界超凡的领悟力，邃密笃实的性命修养，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。
